展示一段人類學的歷史

何翠萍、蔣斌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們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策展的《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1950s~1970s 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研究》特展順利開幕了。民族所博物館向來定位是研究博物館。也就是說，大家期望這個博物館所作的展示，都是從研究觀點出發、或者以研究成果為基礎的展示。

2013年我們接受了民族所博物館委員會與當時博物館主任余舜德的邀請，著手策劃一個「有關於台灣第一代人類學家（第一代在台灣培養、成長的人類學家）與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展示，當時首先需要確立的， 就是從什麼角度來呈現這個主題。我們很快獲得的共識是，從時代脈絡入手，做一個台灣人類學史的展示。預期呈現1950-1970年代台灣的國家定位、社會氛圍與學科發展之間，如何彼此激盪的面向。

相對於1980年代以來台灣民主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發展，1950年到1970年代是戒嚴與威權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只有人類學者關心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研究。 而當時的研究，也奠定了今日台灣社會如此蓬勃的多元文化得以發展的基礎，以及包括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者或文化工作者，從不同角度持續進行研究的薪火相傳。「威權時代」原本容不了「多元論述」，而「多元論述」要能在「威權時代」中有發展的空間，也必須依賴那一代學人特殊的理念與堅持。我們期待藉這個展示向我們的前輩致敬，同時呈現我們對於台灣人類學史的一種看法。這個展示主旨與年代範圍的訂定，引領了我們日後的展示框架、展品物件選擇、文案書寫、引文篩選、學者訪問，以及到最後與設計師交流展場設計的細節。

在展示緒言中，我們提出對1950到1970 年代的台灣人類學與原住民研究的基本觀察：

1950到1970年代的臺灣，是一個政治上仍處於戒嚴，經濟上「現代化」發展掛帥的時代。政府的治理哲學，延續了新生活運動的餘續，著眼於教化出儉樸理性的國民：民族政策上則抱持著「漢化」或「同化」的基本態度。 在那個講求規制的時代中，從大陸遷臺的第一代人類學者，以及他們在臺灣培養出的第二代人類學者，在二十世紀中葉國際人類學理論的薰陶下，秉持著學術的真誠與使命感，出於對於不同族群文化的尊重與珍惜，不受當時社會主流論述的左右，勤懇地親力親為，在原住民部落展開專業嚴謹的民族誌田野調查工作：並且在各種可能的公開場合，鼓吹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企圖喚起社會大眾對於非漢族群文化的認識與尊重。透過那個時代人類學者鍥而不捨的呼籲，以及默默的學術累積與出版，到了 1980年代，社會政治氛圍開始轉變，整個臺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文化的接納與欣賞，對於文化多元主義的擁抱，也才能夠水到渠成。

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氛圍與人類學研究充滿了彼此相互影響的激盪。1950年代台灣的國家定位是做為反攻大陸的跳板，但從 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國際現實、大學民主運動的開展，到1979年台灣社會民主里程碑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可以說50 到70年代的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國家定位經歷了最嚴厲的衝撞。我們認為台灣人類學的發展，不但見證了這樣的國家效應，更承先啟後，開展全新的格局（見特展「大事記」）。正如李亦園院士所說，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正式成立時，有鑒於國際人類學研究的潮流與建立人類學方法論的使命感，他帶動開展台灣人類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的研究（見展場「1960s-1970s 人類學與社會現實」影片）。

因此在展示架構上，我們分成三個大項，每一大項下又各有1950s-1960s 和1960s-1970s 前後兩個分期：（一） 1950s-1970s 台灣社會氛圍，呈現與原住民社會以及在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們密切相關的部份，包括國家的原住民政策以及當時保密防諜氛圍對研究的影響：（二）研究與生活，一方面呈現前期如何出自「搶救山地文化」的迫切感，後期如何出自對社會現實的關切所做的研究，另一方面用影像牆呈現「研究者的生活」與「新舊交織」的部落生活面向：（三）研究計劃成果，我們是這樣總結的：

1950至1960年代中期，是由資深人類學者帶領新進學者進行團隊研究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研究目標，多數是在「搶救山地文化」的目標下，團隊成員分工，進行百科全書式的民族誌調查。從1960年代中期之後，雖然「搶救山地文化」的任務並沒有完全結束，但是研究的組織形態，已經由團隊調查漸漸轉向以個別學者獨立進行長期田野調查的形態。這也是台灣第一代人類學者嶄露頭角，各自單飛的時代。 他們也開始訓練台灣第二代的人類學者。許多知名學者的成名作，都在這個時代中完成。這個時代也見證了臺灣人類學歷史中不同的理論觀點，問題意識蓬勃多元的發展。同時，人類學者關懷的焦點，也由全面傳統社會文化的民族誌研究，逐漸納入了社會文化變遷、現況、 困境與適應的探討。

展件選擇

在展示上，展件的選擇、展場空間與佈展的設計幫助我們呈現這個人類學史的視角。這部分的工作完全仰賴策展團隊合作無間的協力才得以完成（見本期「用空間再現人類學史」文）。我們的展件類別包括一般展示會用的（1）物件、（2）相片，以及針對本特展主題選擇的展件、呈現威權時代特性的 （3）各類公文卷宗，包括研究人員申請入山證、研究許可等層層批示的公文：與當時人類學研究觀點息息相應的（4）物件圖繪，（5） 文字敘述或觀點詮釋：以及非常難能可貴的 （6） 台灣第一代人類學者之田野筆記與（7） 訪問影片。

以下透過兩個展件為例，說明它們如何見證這個年代的台灣人類學史。一是《山光周刊》摘印本，一是排灣族佳平舊社Zingrur 頭目家屋祖靈柱的相關圖繪和相片。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在1952年8月出版《山光周刊》，是《國語日報》的山地副刊。所有文字都有注音。這份每週出一次的刊物，內容除了「國內外重要消息」、 「一周要聞」、「山地通信」、「山胞教育」、「故事」（如孝順的孩子）、「寫字指導」、「建築技術」等固定欄位，每週還特別介紹關於種水稻、吃小米、吃玉米等新生活方式，或「山胞生活點滴」、「國語運動歌」、「生活改進運動歌」（圖一）等。

這個展件明白地見證我們在展示文案中對於1950-1960年代國家與原住民關係的一個面向以及當時的主流論述。展場文案上， 我們如此說：

1950與1960年代，政府的主要「山地行政」的政策目標，在於「扶持與保護」，除了行政上逐步推行地方自治之外，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地三大運動」，即「定耕農業」、「育苗造林」與「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其中「生活改進運動」分為推行國語、改進衣著、 飲食、居住、日常生活、改革風俗習慣等六大目標，是除了當時的基督教會之外，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衝擊最大的外在因素。

排灣族Zingrur頭目家屋祖靈柱（高303公分，寬82公分，厚22公分），1956年民族所籌備處收購自屏東佳平村，目前陳列在民族所博物館原住民文化常設展區中。Zingrur 頭目家屋與祖柱，最早有日本學者千千岩助太郎（1937）、移川子之藏（1940）的研究， 50年代凌純聲教授指導任先民、吳燕和做進一步探勘，並撰寫〈臺灣土著族的宗廟與社稷〉（1958）一文，陳奇祿也在他的《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1961）一書中討論此祖柱的雕刻。此雕刻無論在製作技術、 或品相上都相當有震撼力，文化意義與價值，也因為研究的關係顯得格外深厚。2011 年底正式由文建會通過列為國寶。

在此展示中，我們展出它的圖繪（圖二）、1931年所攝它所在家屋內部寶物空間相片（民族所博物館典藏組2012） 以及調查中重建的五根祖柱與家屋內外空間復原之圖繪（圖三、圖四）。五十年代，陳奇祿院士在進行田野時，目睹國家原住民政策對文化現狀的巨大衝擊，曾喟嘆：

我們的調查期間（1957-1958共40天），正是地方政府推行「平地化」生活改善運動的最積極期間，排灣群諸族的具有人頭和蛇文的雕刻，被視為陋習而被列為應改革和禁止之列。有若干家屋上的木雕，已被無情的鑿去：有若干雖因屋主不忍加以刀斧，但因用薄板釘覆其上，或填塗以石灰水泥等物，亦已不能見到其原來的面目了。在這種情況下，排灣群諸族的木雕文化衰微甚速。（1961：6，見「展場入口引文」，斜體字部分由於版面設計字數限制而未出現於展場）。

正如上述驅動陳奇祿先生做原住民木雕研究的情感，此批展件的收藏研究充分說明什麼是1950-1960年代人類學文化搶救學術理念之後的支撐力量。正是有當時的這些搶救，這個祖靈柱才得以成為當前國家多元文化意識形態下的國寶。

挑戰

如何展示以文為主，圖與物件為輔的主題，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當我們開始尋找展件時，馬上發現一個事實：即50到 60年代原住民物質文化物件及相片收藏相當豐富，而相對的， 60到70年代此二類展件非常稀少。60至70 年代台灣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有了轉向： 目標上由搶救民族誌轉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方法上由純粹描述轉為具有問題意識的取向，型態上從團隊研究轉為個人研究，成果上從圖、 文、物並重轉成僅有文字、數字與理論討論為主。雖然技術上我們遇到的似乎是文字如何展現的問題， 但事實上，如何展示文字背後觀點的問題才是關鍵。於是，從學者著作中挑選引文、做摘錄就成為策展人的工作。仍舊記得，在設計師進一步建議以長短不同的版本，用不同媒介——投影片與放在書桌上的筆記本——增加文字展示的魅力後，由於時間緊迫，我們穿梭、 混淆在不同版本的摘錄中，差點抓狂的焦慮。

展示的情感觸動

不同於論文或專書，作為一個展示的人類學史，我們所選用的展件，除了說明人類學史的理路外，所有的物件、相片不僅僅因為見證當時的原住民生活狀況與人類學者的田野狀況而充滿了懷舊的情感：同時圖繪、筆記、 字跡與聲音、影像更具有深刻觸動情緒的力量。人物的相片呈現了人類學界耳熟能詳師長當年的風采，文物伴隨著一筆筆畫出的圖繪，在在觸動心弦。其中，田野筆記與訪問影片二類展件尤其珍貴。我們得到三位台灣第一代人類學者陳奇祿、李亦園與石磊先生的同意，使用他們田野筆記做展示：同時還找到一封出版於 《人類與文化》上唐美君1978年寫給當時做文化人類學田野學生的一封信（見「研究成果一人才培育」展區）。另外我們在此展示中剪輯、製作對李亦園、石磊、吳燕和、喬健與阮昌銳先生有關於人類學者早期田野經歷與人類學發展沿革的訪問影片。這些展件，除了傳遞當時人類學研究的訊息外，還讓我們看到幾位學者當年在田野中寫下的字跡與素描的筆觸：聽到他們的聲音，感受到他們每個人不同的個性與風範。開幕式當天，我們做導覽。除了得到很多支持與鼓勵之外，最令人驚喜的是，很多同事都提到：這展示如何令他們感動。

我們明白，這個展示所能提出的，至多只是對於那個時代台灣人類學史的一個觀點。但特殊的是，它是一個「展示」的人類學史。我們期待這個展示不僅僅講述這個人類學史的觀點，也傳遞前輩人類學者在當年那個威權的時代中，秉持他們人類學的理念，默默從事這個工作所投注的情感與心力。當威權時代的氛圍在70年代開始鬆動時，他們各自選擇不同的理論視角面對原住民在台灣社會劇烈變遷下的現實，或是提出學科發展的新方向，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反思、重寫、改寫各自對原住民研究的觀點。臺灣社會與臺灣人類學都在前進，回顧那個年代，讓我們更能夠清楚的面對我們的傳承，但願也若干程度地有助於思考我們未來的走向。

引用文獻：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組 2012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100年度提報本院珍貴動產之館藏說明資料 （內部資料）。

凌純聲 1958 臺灣土著族的宗廟與社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1-58。

陳奇祿 1961《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2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