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楨|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學術論文是成為人類學家的必經的過程之一,不過對於還是研究生的少年人類學家來說,要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在國際會議上發表,還是一件讓人非常緊張的事情。今年六月初,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七位碩士及博士生一起到北京的東亞考古學年會發表論文。我們總共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籌劃主題及準備發表,其中有許多的經驗及教訓可以跟大家進行分享。
東亞考古學會(Society for East Asian Archaeology, SEAA)原先是由歐美地區研究東亞的考古學者於1996年所發起的一個學會,固定每四年輪流在不同城市舉辦年會。過去十二年來曾在美國夏威夷、英國Durham,以及韓國的大田舉行年會,今年(2008)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主辦。每次年會都有一百至兩百篇論文發表,以及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數百位學者與會。由於是國際性的學術年會,以英文為主要的官方語言。
招兵買馬的過程出乎意料的順利。原本陳瑪玲老師和我一直擔心找嘸人的場面,沒想到一經詢問,立刻就有多位系上已畢業的碩士、以及正在撰寫碩士論文的同學響應號召,幾乎不費力氣地就募集到七位「敢死隊成員」:包括邱鴻霖(目前就讀九州大學博士班)、杜美慧、蔡佩穎、陳佩瑜、尹意智、林宜羚和劉俊昱等。不過接下來的問題就大了,七位發表者的題目包羅萬象,有從墓葬看臺灣南部鐵器時代的婚後居處法則、討論屏東Saqacengalj的遺址形成過程和建築空間分析、思 考如何改進陶器分類方式以探討生產及標準化的問題、臺灣史前的玉器工藝實驗、將法國操作鏈理論應用在圓山天文臺遺址的陶器分析,以及清代劉銘傳機器局的發掘與解釋,可說是橫貫東西,上下古今,找不到一個可以一以貫之的題目。最後只好以Some new practices in Taiwanes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做為我們的小組主題,求出發表者的「最大公約數」。
由於參加的同學都沒有在國際會議以英文發表文章的經驗,以前我也沒帶過這麼多人一起發表的場面,所以只好採團隊作戰,集思廣義的方式進行。從會議前一年開始,我們就每週固定時間以英文進行討論。前兩個月,我們從最簡單的英文會話開始熱場,一開始時大家都覺得非常彆扭,尤其是明明看到連「貢臺語嘛A通」的同學,還要'How are you'一番,常常是雞同鴨講一陣子後,忍不住就切換回國語聲道。一直到第三個月後,我們才開始請同學介紹自己的研究題目,這時候同學才發現,要用英文解釋自己的論文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要嘛就是不知道要用那個單字,要不然就是湊不成一個句子。每週討論過程中,遇到不會的單字或是解釋不出來的句子,就請同學寫下來,回去想好後下週再補報告。這樣實行兩三個月後,英文口語果然有大幅度的提昇。最重要的是,同學察覺很多用中文講論文時覺得毫無破綻的東西,改用另一個語文講,才發現原來自己並沒有想通這個問題。看來這也是一種「語言的陷阱」呀。
經過半年多的英語口語磨練後,我們開始進階挑戰會議論文及「權力點」(Powerpoint)大作戰。由於國際會議通常不要求寫書面論文,所以不申請旅費補助的同學就直接寫口語的稿件,至於想要旅費補助的同學,就必須提前寫出書面的文章以送審查(約在會議前兩個月提出)。目前學校、國科會及民間基金會(如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都能補助研究生出國機票,有的甚至按日補助生活費,這對勤儉渡日的研究生來說,是不可錯過的金庫。
我們希望所有報告的同學都能遵守大會每人15分鐘的規定,所以每次練習時我都像田徑教練一樣,拿碼錶計算同學使用的時間;同學也慢慢的從快30分鐘的長度,逐漸砍掉廢話,精簡到最後每個人都達到誤差正負30秒範圍內的驚人成績。對於每位同學Powerpoint的配色、每頁行數字數及特效的運用也反覆做多次的討論和修正。
同學辛苦的付出在會議當天得到甜美的成果,雖然議程安排跟一些大組時間衝突,聽眾人數沒有預期的多,但是每位同學的表現都比平常練習還要好,也獲得與會者熱烈的回應。不管是會議中的討論,或是會後比試酒量,同學的表現都讓其他國家的學者眼睛一亮。即使回到臺灣以後,同學繼續和當時認識的國外學者保持聯絡,也都認為這次的會議帶給他們難忘的經驗。
會後我問每一位同學:「現在你覺得參加國際會議很難嗎?」,同學都說:「難!」。但問到:「以後還想參加國際會議嗎?」,答案卻都是:「要!!!」。
圖1. 會議結束大合照(由左至右,前排蔡佩穎、杜美慧、林宜羚,中排陳瑪玲、陳佩瑜、劉俊昱、陳伯楨、彭佳鴻、邱鴻霖,後排尹意智)。(由陳伯楨提供)
圖2. 蔡佩穎發表Saqacenglj遺址的空間分析。(由陳伯楨提供)
圖3. 陳佩瑜發表如何使用Vessel lot的概念在陶器分類研究上。(由陳伯楨提供)
圖4. 劉俊昱發表清代劉銘傳機器局的發掘工作。(由尹意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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