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回歸？

 林徐達｜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在這場「既是返鄉又是田野現場」的口試過程中，部落族人謹慎地聆聽研究者以母語報告並且「嚴詞詰問考驗」（聯合報王慧瑛2008.2.24），媒體宣稱這是「全台灣有史以來最長的碩士口試流程」。雖然這種彷若抱持「Woodstock嘉年華」般並帶有某種儀式性質的考試方式，自有其生命參與之意義，但對於學位考試此一制度而言，好嗎？並且，這種口試方式適用於所有的部落研究嗎？倘若族人失去批判的客觀性，一昧擁護變相成為親友加油團呢？如果口試委員（特別是來自部落之外）與族人的意見相異呢？研究者究竟被「誰」期待成為一位研究者呢？又是誰決定論文的品質？來自部落的研究者是否會失去批判族人的勇氣（而僅僅只是提出「永續經營」、「生態觀光」這類白皮書語言或是一廂情願的論調）？

當部落的孩子一旦成為自身部落的研究者時，他/她便失去「詢問栽種蘿蔔時究竟是頭朝上，還是朝下」這類Malinowski曾經提出的愚蠢問題。即，他/她失去那些「視為理所當然，但事實上卻是特殊的部落文化知識」等問題機制的巧妙設計。當來自外地的研究者企圖努力融入當地社群生活時，來自部落的在地者反倒需要刻意劃清自身作為研究者的不同身分。（問題是，需要嗎？或者，可能嗎？）

令人擔憂地，當部落研究生被賦予「知識分子」、「為部落爭光」的標籤和期許時，眼前的世界逐漸被橫切成兩半——那關於水平面之下陰幽晦澀的世界，包括一切的私心算計、政治利益的謀略分配、權力的分享爭奪、家族下身不由己的偏袒和自身存在之道，或是某種自我嘲諷的幽默，仍無法被外界所理解與翻譯。於是，當部落族人就某議題要求研究生族人不要書寫出來，那麼研究論文中是否應該避免該議題內容的討論？同樣的邏輯，如果族人要求必須要書寫出來，研究者是否照辦？即研究者是否有責任去表達、或是轉述部落的在地想法或是要求？期待以「為弱勢部落爭取發聲的機會和音量」的方式，來做為部落的回饋時，尤需面對這個問題。更進一步，這類的研究書寫及回饋，是否成為下一位（特別是來自部落之外）研究者的負擔和風險？

這種奠基在搶救危機和某種浪漫情懷之下，成就許多民俗文化的業餘愛好者。在台灣，地方文史工作室的年輕人積極保存歷史遺產，自行蒐集閱讀史料，義務地成立解說服務，透過熱忱活力以及令人敬佩的奉獻精神，在「知性之旅」解說中導覽教育。然而，當在地歷史的意義面對一波一波遊客（相同或是類似）詢問時，敘說者被期待並且被訓練給予滿意的答覆，成就了文史工作者能言善道的能力。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一段漢人研究生的田野筆記再現諸如此類的場景︰

不難想像服飾顏色在歷史典故中被賦予何等重要的象徵意義。於是，顏色在一個直覺性問題之後，被敘說並通過象徵說詞給予了莊嚴、深遠的歷史意義，以作為扣連文化傳統之證據。然而，這類的問題愈是頻繁，便生產出更多深具「意義深遠」的話語。同時，答覆者逐漸地期待，詢問者互惠地在想像的文化脈絡中予以肯定。結果是，所有文史導覽解說或是文化描述，漸漸地變成是「無瑕疵的敘述」（impeccable depictions），反倒迫使讀者去懷疑這類的內容（Geertz 1973:18）。在這段田野筆記的後半段裡，卻有了不一樣的發展。

研究生「答不出來」的話語逆向崩解這類原先被預期無懈可擊的答覆，反倒開啟了反思的可能性。記者的「真的假的…」猶如先前「要求頭目移換背景畫面，企圖使主題人物更為純粹鮮明」的翻版，期待獲得更具說服力的描述語彙。事實上，這種「說服力」被安置在一個大眾刻板印象之中。如此一來，話語便失去反省延展的可能性，文化的意義變得無須詮釋，因為一切現象都「本來就是這樣，不是嗎？」。

另一位（原住民身分）研究生則不認同這段說詞，以為「無知」（我需要額外加註引號嗎？）的記者若是當真，豈不誤導該原住民文化之正確典故？而當這類「知識」（特別以異族語言）公開書寫後，反倒可能「指導」部落族人這段「似是而非」的理解，同時作為外來研究者的參考資料。James Clifford曾描述一幕田野現場（1986:116-7）：一位充滿朝氣的年輕人類學家，詢問部落長老有關他們特定行動的解釋意含。起先，一切都非常的順利，直到某個特定辭彙時，這位部落長老先是皺著眉頭、不能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接著長老走回屋內，拿出一本先前人類學前輩所撰寫的民族誌翻查。「自此之後的訪問，那本民族誌一直攤放在報導人的腿上」。

這正是此位優秀的司馬庫斯青年所擔憂的——部落文化作為「知識主體」的建構者，如何反倒成為被支配的客體（該碩士論文 2008:126）？該論文強調「如何從『原住民自 身觀點下建構知識』」（ibid:119），即「從生 產『地方知識』的主體為出發點，建構地方知識的面貌」（ibid:48）。在司馬庫斯部落裡，該名族人研究生的指導教授語重心長指出︰

過往對於原住民族進行的研究，研究者往往在採集到其所需要的資料後，便從此離開部落、而去接受那屬於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裡的學術要求及檢驗，而部落裡的人，大多沒有機會見到研究完成後的論文與成果。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些經過翻譯、拆解與詮釋的資料，還可能在教育與學術的權威之下，反過來「教育」這些產出知識、生活在這些知識裡的原住民。（部 落格OIKOS-Taiwan）

這種認識論並非全無風險。即吾人依據何種立場判斷原住民的「正確」典故是什麼？來自部落之族人或許擁有更具正當性的批評執照，得以質疑建構在部落主體的知識體系，或者堅持「部落就是『地方知識』的所在」（見論文第5章標題）？然而吾人何以如此自信認為部落正是「地方知識」的唯一生產者？地方知識可否為個人或是部落所宣稱擁有？誰決定「地方」？在地者是否具有能力闡釋「地方知識」？

族人對於這場口試表現顯然滿意，當宣布該名研究生族人「口試拿九十一分，現場響起熱烈掌聲」（聯合報王慧瑛2008.2.24）。然而，此一「地方知識」或是這份優秀的論文著作是否會成為後代報導人大腿上所擺放的另一本教科書？——這無關精確詳實與否的爭論，而是現場族人掌聲愈是熱烈，其成為固著不可撼動的刻板知識之風險便愈高。更重要的是，是否會因為這種實踐「地方知識的回歸」之方式，反倒去「教育」、甚至要求民族誌（或「研究論文」）成為一份鉅細靡遺、符合部落期待的「完整記錄」。猶如一位研究者自田野地帶回部落的面具，實證並雄辯地展示他的結論︰「這就是土著的文化！」

在一次研究所的〈文化人類學〉命題中，關心著相似的議題。

假設有一位人類學家長期研究某一原住民部（聚）落，深入觀察某部落活動的進行。他（她）最後出版了一本著作，論述該活動的社會意義與部落的歷史文化關係。孰料，該族報導人卻指責這本著作的「解釋」完全不是他們原有的說法。族人問：「你有什麼權力可以修改我們的文化？」假設你（妳）正是這位人類學家，你怎麼回答族人的問題？

很遺憾地（或者令人欣慰地？），悉數應考生一致地以謙卑的立場表達與族人溝通的誠意。然而這卻突顯了相似的質疑︰「誰又賦予權力讓你以為你所知道的就是土著知識？只因為你正是『生產這些知識、生活在這些知識裡的原住民』？」明顯地，知識的持有者並不代表具備能力再現其知識。這無意否定部落主權，或是企圖可笑地維持一個專業姿態，而是人類學並非教導民族誌工作者猶如一張純淨的白紙進入部落，表現出一位天真學習者的誠意之專業訓練。人類學研究的任務亦並非單純地做為無文字部落的書寫記錄者。

這份優秀的學位論文展現不可多得的全面性文獻探討，和作為一位部落在地者的觀點和焦慮；它亦向人類學研究提供關於理解土著觀點、看待地方知識，以及如何書寫民族誌等無法立即回答的問題和挑戰。司馬庫斯的「地方知識回歸」的反省話語，向人類學研究揭露了一個處境︰「民族誌是什麼？它被期待該寫些什麼？並且被誰（學界或是部落）所期待？」、「人類 學家怎樣工作？」即「人類學家如何可能擁有關於土著怎麼思想、感受和理解的知識」（Geertz2000[1983]:84）？當人類對於我族「文化資產」之捍衛充滿正義語言，並且朝向通則價值之發展時，吾人似乎逐漸喪失自我質疑和想像的能力，同時一種令人擔憂的、擬似民族中心主義的思想，彷彿逐漸復甦。慶幸的是，人類學此一學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企圖打破這種固執的偏見——這門學問的學習者一開始或許亦傾向一種熱情和幾近天真的浪漫情愫，但最終卻展現極度嚴苛的自我反思。

（本文修改自筆者目前正在著手〈地方知識與詮 釋〉論文之序言。）

Clifford, James

1986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pp98-1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th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